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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ng.lao 的博客

此时枫叶还绿,最终红于二月花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重发】 一双冤案的结局(短篇小说修改稿)  

2013-01-21 09:23:49|  分类: 文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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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【重发】 一双冤案的结局(短篇小说修改稿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会议室里的联椅被拖拉得很不整齐,地上满是烟蒂、烟灰、火柴杆及碎纸屑等,主席台墙上贴的用红纸一纸一字写的《坚决击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》横联,也是标语,有的字脱落了一半耷拉在墙上,一看就知道这里曾开过什么主题的大会,而且开过多次。负责打扫卫生的老唐,听说他不满意像斗争敌人那样斗争自己的人,赌气不打扫会议室了。领导则说“老唐是勤杂人员,没水平,不和他一般见识。”所以也就不管他打扫不打扫了,但别人又不打扫,只好这样。

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汪德金,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名人员,把4名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带到会议室来,坐在一个角落的联椅上,汪副组长和训话一样说:“今天把你们叫来,别的不说了,这些天群众在批判会上都批判过了,按照地委的指示,对你们暂不定案处理,要等所有单位都到达这个阶段时,一起进行,现在确定叫你们先去农村劳动改造,多少时间不定,吃住在那里。说是惩罚也行,谁让你们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哩?说不是惩罚也行,因为到时候还要根据罪行和表现正式作处理。你们若是在改造中确实改造得好,有立功表现,也可能减轻处理。我们已和郊区的一个生产大队联系好了,明天早饭后派人送你们去,带好行李和生活用品。听好了,咹!”

局里这个反右领导小组,是57年反右派时报经地委批准建立的,局长当组长,这位汪副组长原是科长,因为他资格老,政治上号称“有一套”,好像还有什么什么关系,在反右派后期时才进入领导小组当上副组长的。反右派反了两年才结束,领导小组还没撤销,接着又来了“反右倾”运动,因为这里面也有个“右”字,所以原来的领导小组没动,继续领导。

汪副组长说的不错,长达几个月的不比反右派火头差的批判斗争,早把他们几个人的“嚣张气焰”打下去了。譬如那个有“理论棒”名声的科级干部老房,曾不承认是右倾,据理辨驳,本单位的批判骨干在他面前显得有些怯弱,就是斗不过他,领导小组便请求上级,从其它单位抽调能讲会斗的78名运动干将前来助战,他们不愧为干将,不光批判嗓门高,能强词夺理,决不给你回话的空隙,还会摆阵势,搞谋略。在大会上,他们每次2~3人轮流到老房面前,近距离地用手指着他的额头进行批判,那手指距离额头不到1毫米,否则不就是有体罚和“刑讯逼供”的嫌疑吗?政策不允许。晚上叫做小组“攻关”,也是轮流猛攻,同样只动嘴不动手,通宵达旦,但不准叫“熬老鹰”,因为也有“逼供”嫌疑。老房开始还能抵挡,连续3天两夜就败下阵来像一滩泥了。也说明他不是真正的英雄和硬汉,没有“宁死不屈”的那种劲头。他今天像头死猪,无论汪副组长怎么说,他低着头一声不吭。这4人中最年轻的是小尹,叫尹一农,几次欲张嘴没说出来,被汪副组长看见了,便专对着他说:“怎么?你不想去?那就留下再开你几天的批判会。”小尹也老实了。那俩人都不说话。

小尹确实是不想去,也是不能去,原来是这么些因由:

小尹是个青年干部,今年25岁,正式党员,局的办公室副主任,还兼机关党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,高中文化,也有工作能力。爱人和他同岁,文化不差于他,在一个大工厂的工会里当干部,是团员,两人两年前结的婚,现有一个女孩一岁多。

上边说的那个汪副组长,原来是局的业务科科长,但他对业务一窍不通,文化又低,全凭“想当然”和耍权术抓工作,在群众中不但没威信,还都对他很反感,他越是显示得意的表情时,群众越恶心,扭头“呸,呸”吐几口唾沫。所以整风反右鸣放时,大家给他提的意见最多,到了揭批高潮时他成了一名最突出的斗争对象,在大会上检查多次群众通不过。小尹当时是反右派骨干,就他的身份、水平和文化,他在批判中,着重对其犯错误的思想根源、甚至阶级根源进行了分析与批判。譬如汪在检查中说到了曾替地主向佃户要过账,“要过账”还不就是“逼过债”?小尹就借此以“狗腿子”“黄世仁”来形容和作比喻,再大肆上纲,这在反右派的大批判中,是最严厉的言词了。一般是用的什么“资产阶级思想”啦,“人生观未得到改造”啦,“剥削阶级行为”啦等,还没有批到这种程度的,确实有点“揭短”的味道,也就是俗话说的“打人不打脸,揭人不揭短”,意思是揭短太狠,血淋淋地没留情面。因而使汪的威信更加扫地,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来,他受不了却敢怒而不敢言,故怀恨在心。

之后,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,本局又揭出了几个人的问题,而且都关系到政治方面,性质较为严重,相比之下,汪的问题就降级成次要的了,加上他的“关系”作用,运动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,说什么汪犯的都是思想作风方面的错误,是旧思想,旧意识,没有反党方面的,好像批判的过分了,不但不再当重点进行批判,还让他进入反右领导小组当了副组长。对此异常的变动,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,有人马上反映到运动的上一级领导组织那里去,也有写信去的,都说即使汪的问题不够敌我矛盾,就其思想意识和品德,他也不能当领导小组成员,何况是副组长。但是,让人料想不到的是,上一级领导组织竟然来调查是谁反映的?反映人是什么背景。说什么这就是运动和斗争的“复杂性”和“严峻性”,还附带传说有的地方、部门被坏人——敌人篡了权,是极端危险的,务必高度警惕。

斗争的复杂性本是客观存在,甚至历史上都出现过反面人物或反动派篡权的问题。但所谓复杂,是两方面的,有真被坏人篡权的,也有本来权在坏人手里,被好人夺回来的,往往事后、或经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辨清谁是谁非。局里这种情况,好像还到不了这等程度,只不过是不同意某某人当领导成员,并没人想篡权。之所以如此,也许就是“左”的苗头,这也是事后才认识到的,当时完全是另一种情况。既然事关如此重大,大到“篡权”的严重高度,谁还去冒那个险?至少也会引来麻烦甚至灾祸,不就是自找倒霉吗?没人反映和追究,那运动领导成员的副组长也就“稳坐江山”了。可想而知,他对揭批他的、特别是揭他“疮疤”致他剧痛的小尹该是多么地仇恨。但他抓不着人家的任何“辫子”,对于批判用词过激,不但不是错误,还应被称作“深刻”和“有力”呢,所以想报复也报复不成。时不我待,反右派斗争进入了尾声,失去了机会,可他并未就此罢休,时时记在心里。

这次反右倾运动,基本上是紧接着上个反右派运动而开展的,这个运动主要是针对“攻击三面红旗”来的,当然,也有指示和规定,若有其他问题或者反右派漏网者,也一并“反”着。像小尹这样的干部,经过了反右派运动,甚至有人想搞他都没搞成,按理说不会再有问题了,但是运动进行了一段后,突然有人给他贴出了一张这样的大字报:“尹XX:你胆敢帮助和替反革命分子XXX写信上访中央,企图给他翻案,这是丧失阶级立场,期望反革命与被打倒的敌人重新复辟的严重行为,必须彻底向人民交代。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!”下面的具名是“外地一革命干部”。小尹看到感到愕然,但“心中无闲事,不怕鬼叫门”,他坦然地、理直气壮地找领导小组问个明白,说起码得有证据。但当时“左”的倾向已占上风,而且领导小组里还有一位即使他不知道对他记恨、但群众却都不认可的副组长,因而得到的回答却是高压性的批判。其公式就是:只要给你加上个罪名,不容你说没有和不承认,理由是“怎么没给别人贴这大字报呢?”还有奇怪的逻辑则是:凡是被揭出问题的人,你不先批判他是不承认的。这次小尹与老房的遭遇差不多,开始一直不承认,据理反驳,但几天几夜后撑不住劲了,最后表示了“继续回忆与考虑交代”的态度,才宣布暂告一段落。

那天小尹回到家里,很不高兴,其实妻子已知道了这事,不过她有她的看法。就说早些时候反右派时,小尹他们局里的局势翻了过来,被批判的汪某成了运动的领导,她就担心小尹那样不留情的批判太狠了,所以她分析这次给他贴大字报,揭他那么严重的问题,很可能就是汪某的报复。她的观点是“光棍不吃眼前亏”,应该赶快想办法,不惜一切代价,包括放弃原则、违背心愿、赔礼道歉,也要图个安全,“委屈求全”不只是贬义词啊。你装硬汉,坚持什么真理,结果如何?你这还不是自找的?你倒了霉还影响到我的进步。因为她一直想往上爬,现在正积极追求入党。

妻子装不知道,故意地问:“有什么事吗?苛囚着个难看的脸。”“真是无中生有,造谣陷害,太缺德了,不知是哪个坏蛋干出来的。”小尹简单地把大字报的事说了一下。“啊,是这种事啊......,完全是捏造的吗?没一点事实吗?谁敢这么干?”妻子似有疑问。“咱两个...你能不相信我吗?”小尹有点不满意和撒急。“不是有俗话说‘风不来,树不响’、‘无风不起浪’吗?若没一点事实能凭空诌出来?”她这么一说,小尹气得嘴唇乱哆嗦,指着妻子:“你,你,怎么能这样对待我?我就算不是你的丈夫,你,你有什么依据?怎么能站在坏人那边说话?”小尹哪里知道,妻子厂的党委书记曾和她谈过这样的一次话:“我看你有文化,也很有能力,你爱人又是党员、红干部,你先在工会干着,下步先入上党,再考虑调到厂部里来,你完全可以当个副厂长。”至于党委书记有没有什么目的不说,她不仅感到受宠,更符合自己的欲望,她早就在这方面努力了。人各有志,想提拔当官无可厚非。可是社会关系很重要,党委书记不是先说了丈夫是“红干部”的吗?意思就是关系到自己的提拔,如今小尹出了这么大的事,还不就等于给了她当头一棒?甭管这事是真是假,就算假的也影响很坏,人家怎么没加到别人的头上?何况不一定不真?妻子心里难受地好似头上被浇上了一瓢脏水,她一头火,又遇上丈夫顶撞她,她一时冲动,也可能急中吐真言:“好!我没依据,不把你当成丈夫看待,那没办法,咱就分开吧,你去走你的阳关大道,咱各走各的路吧!”妻子这几句话,着实触到了他的要害,刺得他疼痛难忍。他和妻子结婚连恋爱算上才不过34年,还从没红过脸吵过嘴,反而觉得还像度蜜月那么甜蜜,加之又有了个孩子,生活更加美满,怎能容得妻子那样的话?我可不能没有这个家,妻子更不能离开。小尹尽力退让了一步,说:“对不起,是我不好,你可别生气,我向你道歉啦。”妻子看到他的可怜相,可能也觉得自己生硬了些,随缓和了下口气,说:“摊上了能有什么办法?等着慢慢地受就是。”

面对这种情况,小尹和妻子虽然没再继续吵嘴,但也未真正和好,更未恢复到原来亲密无间的那种程度,总好像还有些别扭和隔阂似地,他打算进一步地向妻子作解释工作,生活上多显殷勤,好好表现,争取尽快恢复到正常的关系。所以突然让他离家去农村劳动,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行?而现实却是不行也得行!不是说了吗?不去就再开批判会。好在这天回到家里,和妻子说了明天就去郊区农村的事以后,妻子没再说什么,还帮助小尹准备和拾掇行李等事。

小尹他们4人来到生产大队后,被安排在了一个副业小分队里,有搞饲料加工的,有搞有机肥料的,小尹被分到条编组里去了。是用本大队种植的腊树条,编制筐篓、筛子和笊篱等物,拿到集市上去卖。会编物的是几个年龄大的老农民匠人,那些负责刮皮、挑选分类和截根的多是妇女,小尹就做刮皮的活。

这几个妇女中有一个外号叫“花红果”的姑娘小赵,20多岁,她穿戴打扮确实与别人不同,脖上围的是深红杠杠的方围巾,咔叽西裤和对襟褂都是找裁缝铺给做的,比农村人做的洋务多了,两条头发辫子是学的城里人扎的平行的搭在背后的长辫,从你身边走过,会留下一溜雪花膏的香味,脸面长的也不差,据说还能说会道。小尹去干活后,小赵表现的很活跃,也能说话,她开始对着大家也包括小尹,光说些大面话,如说下放咱村的4个人都是政府机关的干部,是得罪了人叫他们来劳动锻炼的,人家家里都雇着保姆看孩子,到了星期六晚上全家人就去电影院看电影,星期天就带着孩子去大河里洗衣服,净享清福啊,过些时候人家就回去。她说完后,还是守着大伙问小尹:“小尹同志,我说的对不对?啊,你这么年轻,可能结婚了还没孩子,也没有保姆是吧?那么你媳妇,不,您叫爱人,哈哈,一定很漂亮吧,咹?”小尹不好意思地说:“你说的也对也不对,人家有找她奶奶或姥姥来看孩子的,也不是光看电影,嘻嘻。”“你是结婚了吧?爱人是不是很漂亮?”小尹很随便地笑着说:“我这丑样的,人家谁跟咱,还没结婚呢!”“俺不信,你不说实话,怕什么?说了也没人抢去。”小赵调皮地追问他。他又说:“是真的,真没结婚,晚不了嘛。”她俩说话的时候,那些人都跟着笑,但没说话的。

小赵说完后,从右手上摘下一只手套递给小尹说:“带在左手上,防备被刀割着,干这活要小心才行,可别割着。”小尹谢过了小赵。小赵干脆把板凳挪到了小尹的近处,低声说:“你真是没结婚吗?但肯定是有对象了,你那么出挑,找对象不是有的是。”“是真的没有,等以后再说。我愿意来农村劳动锻炼一下,对我们有好处,可是叫我干这活,不叫我下地干重活,能锻炼出来吗?”小尹是想岔开话题,不说有没有对象的事。可是小赵撇着嘴说:“你要找对象那也得挑挑拣拣,一般的你是看不中,农村的更不行。你还说要干重活,您这城里人,嫩手嫩脚的,能干得了?”她忽然又说:“哎,小尹同志,俺家就在您住处的后面向东那个院,你抽空过去玩玩吧!看看俺这农民的家,我就喜欢您公家的同志到俺家玩,咱区上、也有县上来工作的同志,都到俺家玩过,他们都说我很开通,像城里人一样,哈哈。”小尹说:“那好,等我和他仨说说一块去。”小赵点头“啊,啊”了几声。从这以后,每天干这活时,小赵都愿和小尹靠近,没话找话地不住嘴地说,当然她也和大伙说些事,因为一屋的人都在一起,说的也都是大路话。

有一天,小赵一见小尹就批评似地说:“你这个小尹,还会骗人哩,结婚了还说没对象。”小尹正纳闷,她接着说:“俺问您一块来的同志来,他们说你结婚了,到底是真是假?”小尹笑着说:“既然你知道了就行了,是真的,原来是开玩笑随便说的,对不起你了。”小赵无表情地说:“结了就结了呗,谁能管得着?可是别忘了去我家玩呀!”

没过56天,小尹被大队干部叫去了,说是让他帮助会计弄账目。原来这个大队的会计是个老中农,阶级斗争需要,换了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女小王,名字叫王正娟。小王刚刚20岁出头,公社联中毕业,是个团员。她根本不懂会计,只是去公社办的会计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月,就接过来干起来了,看来怎么记账的基本套路她会做了。但是从去年因大跃进,大队里集体吃食堂,这个账也让她管着,据说搞成了一锅粥,公社派人来帮她弄了不少时间,也只理顺了个大概。后来根据公社介绍的经验,又按人口大小核算比较麻烦,她更不会了,曾愁的哭鼻子,多次提出不干了,可大队里又没合适和能干得了的人,还得她来干。正巧上边下放来的人,经了解小尹原就曾干过工厂的工业会计,于是就把他叫来了。

谁都知道,这食堂会计,和机关单位的司务会计相似,不是有这样的传说吗:“当三年司务长,拉出去枪毙不冤枉。”当然这是说的司务长,但也说明这样的会计账复杂又不正规,难以从账本上查清或说清问题,小王这样条件的女孩确实是胜任不了的。所有会计的原理是一样的,小尹自然熟悉,而且他能搞得非常正规,清清楚楚,有条不紊。他把小王现有的账簿,重新给改成了明细的分类账和有科目的总账,他从会计原理结合实际向小王详细讲解和指教。开始都是他直接去做,他看小王脑子很聪明,稍加指点就能懂,就交代她来做。没用多少时间,积累了两个月的账目全都搞清楚了,最后小尹给做出了一张类似的“资产负债表”,可以一目了然地表述出一个阶段的经济运转状况。

小王是第一次看到小尹对会计工作这么熟练的,简直不用思考,像玩数字游戏一样,写来写去,再用算盘一拨弄,就把账目理顺好了,她既佩服又感谢。是自己把账弄得乱七八糟,叫人家费这么大的精力给重新整理,总有点抱歉和心下不忍,但也只能在脸上有所感谢的表示,或者多给他倒几次水和点几次烟。小尹对她进步较快,不怕吃苦,积极搞好账务的一切表现,不仅及时地表扬她,还常和大队领导说,说她是棵好苗子,应当好好培养和重用。小王受宠若惊,心里更加感激,不知该怎样对待他才好,想来想去,她便不断地从家里拿些好吃的东西,如油饼、煮鸡蛋、花生等给小尹吃——集体吃食堂是大锅饭,明显地吃不好,所以也允许家户里用自留地种收的粮食等给老人和小孩做些好吃的。这样时间长了,不知不觉地、恐也难免地,两人之间微妙地产生了感情。但是,小尹心中有数,自己是已有妻子和孩子的人,已建立起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,一定要把握住,决不能因此而出现问题。所以他继续热心地指教小王的会计账务,亲切和善地回敬她的关心与照顾,尤其注意控制自己的感情,时时以堂堂正正的面貌出现。其实小王也不见得有什么超出范围的欲求,更没有哪怕一丁点的不规矩行为,这也许是一个清纯姑娘天真自然的体现。一天晚上,东邻村的那个部队雷达站又放电影了,他们是自己用机器发电,基本上是每个星期放一次电影,既是部队内部的文化生活,也是和驻地群众密切关系的一种形式,晚上在露天放映,人数不受限制,所以附近村都像家常便饭那样,一传开,又是放什么电影,就都呼呼隆隆地大人小孩跑去看。今晚这个村里,尤其青年人都早早地去了,那4个下放劳动的干部,只有小尹和老周没去,老周向来不愿看电影,也愿一人独处,何况他对下放劳动有情绪;小尹因已看过此片,想突击看完借来的那本《林海雪原》小说。

正当黄昏时分,小王过来喊:“小尹同志,去看电影吧!”边喊着边进了屋:“是演《柳堡的故事》,听说很好。”她看见老周坐在那里,口气便包括了他:“走,咱们去吧!”老周摆手不去。小尹便问:“我知道这电影,还有谁?”她说:“人家都走了,光剩咱俩啦,我来晚了,但还赶得上。”

小王今天晚上好像与往日不同,脸红红的,上身穿了一件小碎花的短袖褂,显眼地露出了两只嫩藕似的胖胳膊,刚刚洗过脸,前额上的刘海还湿着,但梳得油亮齐刷,显得很美丽,像是有准备地约小尹去看电影。

此时,晚霞已变成了雾蒙蒙的黄色烟云,几只麻雀因天热,归宿后又出来放风乱飞。小尹一想,去东邻村虽然只有3里路,但小路两边都是待收获的稠密庄稼,又是黑天,她两人走在中间,被人看见,农村人很忌讳,无私也有弊,觉得不太合适。小尹又想,小王不是那样的人,不会有那样的想法,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自己?不想猜测,但还是估猜了:她莫非是要享受一回像小说上、电影上那种花前月下窃窃私语的男女青年恋情的感觉?把我这个城里的、还是青年的人当作假设的“伴侣”?因而特意打扮了一番。是啊,是应当理解像她那样年龄、所处那种环境的纷乱而又饱含憧憬欲望的心情,是不该也不忍心泼冷水的,何况两人确也有了感情,但是,更要注意的应当是那道男女间无形的界限。

小尹想到这里,故意在拖时间,便问小王:“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在家?”“我问过人,说你犹豫不想去。怎样?还是去吧!”她还在催促。小尹已决定不去,也不想去,还不想让她去,便找了个理由说:“今晚我想教你账务上的借、贷两方,一般叫收、付,也叫资产、负债两方为什么必须平衡的理论和怎样做的问题,这是会计工作的最基本的知识,很重要,无论多么复杂或千头万绪、千变万化,最终这两方还是平衡的,分毫不差。我知道你们都爱看电影,才没早告诉你不叫你去。你自己一个人去多么没意思,天又晚了,我看就别去了吧!咱去大队会计屋吧!”小王踌躇了一下,又抬头看了看天,看了看小尹,也不好意思再坚持,就点了点头说:“也行,好,不去了。”

大队的会计屋是在一个尚有残留的土打院墙、但没有大门的院子里,两间宽敞的草屋,靠窗安了一张抽屉桌,这就是会计工作的地方。这些天,小王和小尹就围桌对面坐在这里弄账。靠里面墙角处安了一张木床,原来的老会计那时就住在这里,现在当做来人的座位,床铺上的席子铺的很板正,也很干净;窗户的下部镶有一块大玻璃,其余窗棂都透着风。

她俩进屋先划火柴点上了还是老会计置办的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,把全屋里照得亮堂堂的。因为东邻村放电影,这里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动静。两人坐下后,小王手拿一串钥匙,玩弄的哗哗作响,并未去开抽屉,却对着小尹很谦和又有点拘束地说:“小尹同志,我和你说一件事,你得注意,有人和我说,在副业组的那个叫‘花红果’的小赵,原想追你和你搞对象,后来知道你已结婚,她又想拉拢你,就算你坚持清白,也影响不好。咱区里有个干部,就因为她拉拢、也真有点事,受了处分。这个人大伙都知道,整天打扮的妖里妖气的,她围的围巾,搓的雪花膏,听说还有块手表,都是她拉拢的干部给她的,我怕你不了解这些情况上了勾就晚了,这几天我就想和你说说的。”小尹一听,吓了一跳,随说:“幸亏你及时地提醒,我起初还觉得她很开通,便随意和她开玩笑,说我这丑样的没人跟什么的,以后她说的那些话,也摸不上她有什么目的。就是你说的,我虽不会被她拉拢上勾,但影响不好确实是难免的,是应当注意的,要真是那样可就麻烦了。”

两人正说着话,小王叫他四爷爷的那个副大队长进来了。他50多岁,背微驼,胡子拉碴的,但很有精神,身体硬朗。他先问:“您怎么没去看电影?”小王说:“今晚上有弄账的事。”小尹赶快递给了他一支烟卷,接着划火柴给他点上。他说,每次那里放电影,他都是不放心地满村转一转,说不论出什么事都不好。看样子,他有些疲劳,先是坐在床沿上抽烟,也可能看见我们弄账一会半会不走,便就身躺下,一会打鼾了。

小王和小尹这才从抽屉里取出账单来,摊在桌上,小尹凑过去,用手指点着账簿,让小王把每个科目及其数额写在一张纸上。因这样两人对着面看账本一正一倒不方便,小尹便转到了小王的背后,从她肩背的一侧,伸过手去指着账本上的科目和数额,教给她哪是借方,哪是贷方,为什么?小王也认真地辨别着那些科目。这时,小尹听到院子里好像有什么动静,随抬头告诉了小王,小王毫不在乎地说:“没事,光明正大,鬼神不怕!不用管。”她俩继续搞账务验算。直到副大队长醒来,他们才一起锁上门走了。

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间来到了国庆节,今年是建国10周年,从报纸上看,全国各地都要举行较大规模的庆祝活动。后来又得到内部消息说,中央有指示,为欢庆祖国10周年华诞,对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俘获关押的罪犯实行特赦,释放一批,减刑一批;同时对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,摘去一批人的右派帽子;其他的监狱里的罪犯,也按照这个精神减轻或提前释放一批,这充分表明我们祖国的兴盛与强大,我党的政策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宽宏量大。

小尹他们4人听到这些消息很高兴,认为中央对那样的真正是敌我矛盾的人、特别是连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都宽大了,我们这虽是政治方面问题,但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,实际就是犯有某些方面的错误,那还不更得减轻处分,这样不是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吗?

果然没过几天,单位就来人告知让他们返回单位了。他们高兴地庆幸分析预料的准,同时觉得在这里待了几个月也很好,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,也是一次实际的劳动锻炼,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无好处。临走前,大队的干部、一起劳动过的社员,还有那个会计小王王正娟,看来是大家都有了感情,除了大队分别给他们每人一份准备了一些花生、绿豆和地瓜等以外,有的社员也单独送了些东西。小王在送给小尹的一包东西中,有一个绣着“革命友谊”四个字的白手绢,让他作纪念,小尹不无感动地叠好装进了口袋。

他们4人回到单位,在家只休息了一天,单位便召集他们开会,还是由那位汪副组长带一名工作人员,只字未提他们下放农村劳动的表现情况,可能觉得与处分不协调,也不相适应,便直接宣布了处理意见。他们完全没想到,竟然与预料的大相径庭,4人皆都受到了较为严厉的处分:3个党员都是留党察看2年,两人的科级职务被撤掉,工资分别降2~3级。汪副组长最后说:“这是组织的处理意见,必须无条件接受,也应该愉快地接受,因为这样严格的处理对你们有好处,能促使你们彻底改造思想,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。是党员的可争取按期撤销‘察看’的处分,其他人也要在工作中好好表现。”别人都没说话,只有小尹似无顾虑、实乃再无机会了,也许早就考虑成熟了,当即说:“我有意见,我的问题一直未查清,是根据什么处理的?去农村劳动之前,是让我继续考虑交代,并未结论和定案,我早就说了,没有新的交代,现在怎么就处理了呢?根据是什么?”汪副组长一听,怒目紧盯小尹,严肃地说:“怎么?你还要翻案?告诉你,你这是铁案,翻不了!若不接受处分,那我就回报给领导,领导上是有办法的,怎么样?”“我保留意见。”小尹委屈地说了一声。

处分确是很严、很重,他们原先估计,看国家的形势,可能最多受个警告或记过一类的处分,更不会降工资,中央的精神一直是“批判从严,处理从宽”,充分调动积极性嘛。那样的话,即使有点冤屈也能忍受和将就,想不到结果却与估计的悬殊这么大。其实不久他们也就自我理解了:反右时不是有这样的“右派言论”吗:“上边的经是好经,叫下边的小和尚念瞎了。”甭管这说法被批判得多么厉害,但确有这样的事实,上边对下边报上来的处理意见,哪有几件是不同意的,不都是照此批复的吗?所以越是下面基层的单位,基本是他们说了算,就越是走样的厉害。再看看这些人犯的所谓“错误”,有几个是真正的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?没办法,不光一个地方,各个单位都是这样,情管等着受、等着挨就是。

局里这4个被处理的人中,别人尚没有什么大的出入问题,但是小尹却如火上浇油,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事,现在当成事实处理了,而且给了这么严重的处分,原来的前途基础那么好,这下子还不就完了?特别是回到家后,没等他说,妻子就已知道了,而且直接提出了离婚。这让小尹感到很突然,也很恼火,原先只是看到她有这么一点迹象,就是他去农村以前,妻子暴露过说他的错误影响到她的进步,吵嘴时说到过“各走各的路”的气话,可他向她表示过“对不起”和解释说明那是别有用心的人诬陷的了,她并没再说什么呀,没想到几个月后,只是宣布了处理意见,而且他还“保留意见”,也就是没表示接受呀,怎么变化得这么大啊?竟然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,孩子也不顾了,一点情面没给留啊?这对小尹的打击太大了。他感到承受不了,更舍不得妻子和孩子,就再尽最大努力,克制着激动的情绪,推心置腹地说好话,流着眼泪请求她念旧情,原谅他,他愿再次赔礼道歉,甚至给她跪下,说为了孩子也不要走这条路。但是妻子像是决心已定,铁着面孔,不仅表示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,还要留下女儿,在她身边,由她抚养。那话说的那个辛辣苛刻和狠劲,不仅刺激得心疼,更像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对立的人,让一般的人谁都受不了。小尹看出已无丝毫希望,只好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和难过,服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,快捷地离开了家和孩子,住进了单身宿舍,从此孤身一人地生活。但他终究还是党员、干部,有着相应的素质和水平,即使这回挨了整,受了处分,可还是党员啊!而且他对加在他身上的冤案既气愤又委屈,况且是明显的报复行为,因此他对批判汪某及讲出的尖锐言词不感到后悔,要嘛是对这种人批判太轻了,他坚信,只要共产党垮不了,这事就一定能搞清楚。他经过几夜苦心地思考,决定选择机会书信上访。

这里再说那个生产大队的会计小王,经过小尹在理论上的讲解和手把手地指教,对大队的及食堂的账目,都熟练而及时地进行处理,还做到了定期张榜向社员公布,社员们都很满意,大队的领导多次对她进行表扬,根据她的要求,很快被吸收入了党。

但就在这时,村里忽然风言风语地传出了一件事,说小王是“破鞋”,说她曾和下放干部姓尹的胡搞,传说得有枝有叶的。这事传到小王的耳朵后,她非常气愤,可想一个20来岁纯洁的姑娘,怎能受得了这种下流的侮辱?她恨不能地赶快把这个造谣的人揪出来咬他几口,但是也许是太气愤了,她对这谣言和诬陷,不仅无法理解,而且昏沉沉地不知该怎么驳斥和对待才好。因为她觉得和小尹一起弄账从来都很正常,人家小尹已结婚,还有了孩子,爱人各方面都很好,还是干部,他本身也表现很正派,从那次约他去东邻村看电影他不去,都能看出来是怕天黑、路上全是庄稼地让人乱怀疑,说明他很谨慎。而自己敢向天发誓,既没那想法,更不是那种人,若真有那样的事,不用别人说,父母也得把俺的腿砸断,俺家就是这规矩。造这样的谣言太恶毒了,害了俺不说,不是也给小尹同志加罪吗?人家是无辜的啊,这样就太对不起人家了!苍蝇还不叮无缝蛋呢,这造谣的坏蛋还不如一只苍蝇!可恶极了。她虽然气愤,可心里明白,也不怕,她觉得坏皮贴不到身上去!采取了不睬不理的态度,看你能怎样?由此也可看出小王太天真和太憨直了,这是关系到一个人道德品质和名声啊?造谣人也是这个目的,企图把你诬蔑成流氓,是很恶毒的,怎么能不理呢?她好几个伙伴,连她父母也听说了,同样都气愤,而且都支持也帮她向大队领导反映,让大队调查追究,坚决把这个坏人揪出来,狠狠地批斗他,为小王清洗冤屈,恢复名誉。

其实这样的事,就等于在眼皮底下,一个村里,数来数去,不用费很大的劲就能弄清楚。果然,大队开了几次会,分别作了些调查,很快就把造谣的人给查出来了:原来是那个风风流流的“花红果”小赵干的。那次小王听说又特意告诉小尹,让他注意的“花红果”想和他搞对象,以后又叫他去她家玩,想拉拢他下水的事,都是真的。后来她这些私欲都没能实现,反而把小尹调去帮助小王弄账,两人天天在一起,也显得很亲密,她妒火中烧,气急败坏,处处盯梢她俩的行动。那天晚上他们没去看电影,“花红果”也放弃了看电影,偷偷地去大队会计屋院子里,躲在黑暗处,看到她俩在灯下又是聚到一块,又是小尹在小王背后像搂着她一样,还对着脸说话,可她不知道屋里的床上,副大队长坐在那里抽烟后,还又睡了一觉,最后是三人一起走的。按她主观臆断,屋里只有小王和小尹,是黑夜也有床铺,能清楚了?还不乱搞破鞋?这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,于是她就添油加醋地造出谣言来了。这事到最后不用说,是副大队长给作的证明了。大队里专门组织妇女们把“花红果”批斗了一顿,还联系揭露了她拉拢干部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事,使其名声扫地,在村里没人理她;同时澄清了谣传,还小王以清白,大伙更都夸她是个好姑娘。

这件事虽然查清和处理了,但小王总觉得牵扯到小尹、尽管已搞清小尹没事,但也太对不起他了,即使小尹单位从没人来调查,这说明谣言没传到他们那里去,可就怕早晚要知道,或者再笼笼统统地乱传。再说他走了这么长时间了,从未联系过,也感到应该好好谢谢他,教自己学会了会计,而且比任何哪个大队的会计都高超,账务更科学;还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的知识,比如待人接物,说话做事及至生活习惯等,她无意中有些想念他了,终究相处几个月有了感情,无论如何也要找个机会去看看他,顺便也看看她爱人、孩子以及他们城市生活的状况。

而小尹这边怎样呢?他看到大面上的运动已基本结束,有些善后的事情,譬如揭批的事实有出入的问题,处分轻重的问题,被处理人员的工作调整安排问题等,正在着手介入或处理,运动中的那些极“左”语言和舆论明显地少了,他觉得这时上访才有可能被受理,他便开始写信。事情本来就是很简单的,所谓包庇坏人的事全系捏造,肯定没有,他也相信绝对查不出什么证据,写信主要是揭发报复人的那个汪某,他认为汪即使不是坏人,但利用职权打击报复批判他的人,也构成至少是违反党纪、政纪、甚至是失去一个党员起码的品德的错误,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也是罪行,关键的当然也包括澄清冤案,恢复名誉,同时也使组织上接受教训,体现党的伟大和正确。小尹对照自己始终对党忠心耿耿;对党的事业,积极主动,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,不怕困难和牺牲,做出了显著的成绩;在运动中的批判发言,即使措辞激进些,也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。组织上竟然不顾和看不到这些,相反地以“莫须有”罪名进行严厉处理,明显地是别有用心的人从中做的手脚,并因此给造成了妻离子散的结果,真让人没法忍受。要上访的其实就是这些,用不着长篇大论地写,但是,就小尹的水平,他却视为这是维护党的利益的一项斗争和工作,个人的事是次要的。因此,他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声言过:我上访要求澄清冤案,是我这个党员应当做的工作,也是义务,我愿以这个冤案的恶果并牺牲自我的利益,换取真理,利于今后党的事业的发展。他进一步解释说:我虽是个个案,但类此的、形式内容不同的事件——亦即冤案,今后还会有,只有创造一个光明清廉的环境,树立公正、正确和实事求是的典范与工作作风,才能减少和杜绝冤案的发生。

小尹开始一次次地先向地委上访,先后得到的结果是不予受理或者拖延时间,他便再越级到省,甚至到中央多次信访为主,也曾前去面访,经过了数个月坚持不懈地努力,终于引起了领导的关注,中央批示到省,再由省批转到专区有关部门,作出了明确的结论:对尹一农同志诬陷的所有“错误行为”以及所加的一切不实之词,全部推倒,对整个案件彻底纠正,撤销一切处分。但对那个“报复陷害”的当事人汪德金,只是让其返回原业务科继续当科长,党内给了留党察看处分。对这事,好像不只是小尹一个人的追究,而是本局很多的党员、干部一致向上反映,汪某打击报复批判他的同志,太卑鄙,太狠毒,完全违背了一个党员干部的标准条件,丧失了党员的应有品德,必须予以严肃处理。上边获息后,派人再次调查,才彻底搞清,并责令汪德金写出了检查,他也低头承认了那张大字报是他无中生有捏造的,故将其开除党籍、撤销科长职务,工资降4级。

恰在这时,小王在街上买了些食品类的礼物,来到了小尹的单位,找到他,让其请假带她去他家看望他爱人和孩子,当小尹领她到自己的单身宿舍,把他的全部情况一一叙述之后,两人同时流出了热泪,是小王主动,也是两人感情达到目的的一种颇具天意的必然,当场禁不住地紧紧拥抱在了一起,不知持续了多少时间......

这里还必须补充交代一下小尹原妻子工厂的党委书记的问题。他开始表现的还属正常,即使和小尹妻子那番谈话,宠她有能力,提示她入党,欲提拔她当副厂长,言词上明显有讨好之嫌,这也许是一个人的癖性或德行——在年轻女子面前总愿如此表现,看似无目的,实际还是有其一定目的的。这样做,从党委书记这个政治人物的角度讲,至少是原则性不强,作风不佳。但是后来,小尹出了问题,且又被勒令去农村劳动改造,不难看出是遭人报复,本不该改变对其态度的,可是,这位党委书记却自食其言,不顾自己说过的“你丈夫是党员、红干部”的那些话,扮演了个极不光彩的角色,他到底私下里向尹妻表明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意思,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。本文章里虽未披露,但从尹妻提出离婚的那种态度和决心来看,其勾当之肮脏,是勿需置疑的了。不过尹妻的目的不会如愿地达到,那是因为:一是党委书记乃有妇之夫,离婚并非那么顺当;二是随着尹一农冤案的平反,其妻子的可耻私欲会暴露无疑,群众必将嗤之以鼻,无脸见人。当然,该二人不见得被处理或受什么处分,可是失去威信,又是何等素质是明摆着的了,所以其所谓的“进步”、“前途”,亦恐是到此为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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